澳門回歸祖國後，就成為中國轄下的地方行政區域之一，並重新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由憲法與基本法構築起澳門特區的憲制秩序，儘管實行“一國兩制” 、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但是，中央對澳門特區具有全面管治權。因此，嚴格地說，自回歸之日起，澳門特區就開始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本文回顧與梳理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主要包括制度路徑、產業路徑、民生路徑與文化路 徑。在制度路徑方面，“一國兩制”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與組 成部分，特別行政區制度同樣成為國家制度的基本構成。在產業路徑方面，澳門以旅遊產業優勢並以科技、中醫藥、現代金融、商貿會展等潛在發展產業融入國家產業體系。在文化路徑方面，澳門以其獨具的中華文化為主流、中西文化並存的特色而可以 豐富中華文化的包容色彩。在民生路徑方面，國家允許澳門居民參與國家事務，且對生活在內地的澳門居民實行享受與內地居民相同的就業、養老、醫療等民生福利。

在“數字灣區”建設背景下，粵港澳三地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資源要素加速流動，促進跨域數據融合，打造“數字灣區”成為粵港澳高 質量發展的重大課題。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域融合，即粵港澳三地數據在跨境流通中實現有機整合、最大化利用的過程。當前，粵港澳跨境數據共享處於起步階段，公共數據開放不足和數據利用失範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數據融合的現實障礙。為此，可從三大路徑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融合：第一，可通過制定數據融 合示範法、規範大灣區數據運用等方式推進立法；第二，可通過建立大灣區跨境數據共享機制和建立大灣區公共數據協調機制等方式強化行政執法；第三，建立數據質量投訴機制、統一大灣區數據糾紛申訴制度等方式建立糾紛解決機制。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青年搭建了更闊廣的發展舞台。本文以 SWOT 分析方法探究澳門青年融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從而發展有關政策制定的策略，分析主體涵蓋澳門青年的特點、相關的政策扶持措施、大灣區的經濟和體制，以及文化和社會環境等方面。 本文認為，澳門青年融入大灣區內地城市需由政府主導建立全方位的扶持機制、 提升灣區人的身份認同感、引導人才政策和高教結合同步發展、加強對青年創新 創業意識的培養、設立大灣區青年動態監測體系和互聯電子平台；另一方面，青年需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取得發展的平衡點、將自身職涯規劃與國家發展結合等，透過政府、社會及青年的共同努力，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凝聚更強大的力量。

公共房屋政策一直以來都是許多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必須面對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的重要議題，因為它關乎着人民的居住需求、社會穩定和政府管治的認受性。在這方面，新加坡的公共房屋（即“組屋”）政策被外界視為成功典範，其制定過程因種種歷史緣故，無不以政治目標，例如維持政權穩定等作主導，無疑為該國帶來了 長時間的社會穩定環境、經濟迅速發展及政府管治被受認可等。因此，澳門今天面對 內外複雜的政經環境，尤其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特區政府在制定公共房屋政策時，也應借鑒以實現政治目標為主導的政策制定模式。在澳門政權回歸祖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宏觀背景下，這些政治目標應包括鞏固澳門居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維護社會穩定和支持特區政府管治等。

對澳門這樣一座以旅遊業為支柱的城市而言，公廁不僅是澳門城市文明的象徵，亦是影響旅遊者對澳門整體城市形象評價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現時澳門公廁優化計劃正在穩步推行中，但由於目前相關研究數量較少，該優化計劃需要更豐富的研究指導來持續推進。因此，本文基於馬斯洛需求層次構建調研提綱，通過實地觀察 的研究方法對澳門 50 座城市公廁進行走訪調查以收集一手數據，並從城市公廁的指引服務、衛生環境、服務效能及特色服務建構這四個維度，對澳門城市公廁建設的現 狀進行了數據可視化的記錄分析，並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持續完善指引服務、深化特色服務和科技創新驅動服務效能提升等對策建議，以期為後續有關澳門公廁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助力澳門公廁優化計劃的進一步推進。

基於公務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議題的重要性和研究不足，本文透過調查瞭解澳門公務人員工作家庭衝突狀況，並從性別與家庭觀念、工作生活行為、自我效能、社會支持等方面分析其影響因素和緩解措施。結果發現，少部分公務人 員存在工作家庭衝突，當中約三成人認為工作影響家庭，約一成人認為家庭影響 工作，而女性受工作對家庭的影響較男性稍大，程度中等；至於家庭對工作的影 響，男性和女性相若，程度較低。研究亦發現，性別和家庭觀念偏頗會增加兩性 的工作家庭衝突，而上班和下班的通訊設備使用亦會影響工作家庭衝突，但利弊不一，因性別而異。在影響因素中，工作家庭平衡力的影響力最大，有助減少兩性的工作家庭相向衝突，而社會支持則有助減少女性的工作家庭衝突。基此，研究建議鼓勵部門採取生命周期導向及彈性化的管理模式、向人員提供心理輔導和 工作家庭平衡力培訓、加強性別主流化的工作，以及制定針對家庭崗位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法律。

伴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社團作為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在增强社區治理力量，提升社區治理效能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本文以 IAD 框架為理論基礎，着重從制度環境、共同體屬性兩組外部變量角度出發探索社團參與社區治理有效性的影響因素，構建了社團參與社區治理有效性的理論解釋框架。在澳門社會情境的問卷調研數據基礎上，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进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制度環境維度下的激勵政策和政府支持均對社區治理有效性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監督制度對社區治理的公共服務提供有效性方面有正向影響；共同體屬性維度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認可均對社區治理有效性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因此，制度環境和共同體屬性都是實現社團參與社區治理有效性的解釋變量，二者有利於社團更有效地去參與社區治理，提升其治理能力和水平。最後，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